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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公开信我们常被问到的10个难题

来源:南通新闻网 作者:南通新闻网 人气: 发布时间:2018-02-13
摘要:—比尔及梅琳达o盖茨2018年度公开信2018年2月13日我们一直坦言自己具备乐观精神。不过如今,乐观精神似乎十分稀缺。新闻标题中充斥着各种骇人听闻的消息,每天关于政治分歧、暴力或自然灾害的报道层出不穷。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世界正变得更加美好。与十年

—比尔及梅琳达o盖茨
2018年度公开信
2018年2月13日
我们一直坦言自己具备乐观精神。不过如今,乐观精神似乎十分稀缺。
新闻标题中充斥着各种骇人听闻的消息,每天关于政治分歧、暴力或自然灾害的报道层出不穷。
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世界正变得更加美好。
与十年或百年前相比,当今世界的健康、安全程度远超以往。儿童死亡人数自1990年来已经减半,且仍在持续下降。孕产妇死亡人数也经历了大幅下降。与此同时,极端贫困人口在短短20年内几乎减半。更多儿童有学可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但是所谓乐观,并非认识到过去不如现在,而是知道如何使生活得到改善。这才是我们乐观情绪的真正源泉。虽然在工作中见到过许多疾病与贫穷,也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但我们也看到了人性最美好的一面。我们向发明尖端工具治疗疾病的科学家讨教,与不遗余力地用创新方式为全世界人类谋取健康与福祉的政府领导交谈,也在世界各地见到过勇敢而睿智的个体通过发挥想象力,找到彻底改变社区状况的新方法。
当有人问 “你们怎么这么乐观?”时,我们的回应便是这样的。越来越多的人问我们这个问题,我们相信自己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这是我们的第十封年度公开信,为表纪念,我们准备回答常被问到的10个难题。我们会尽可能坦率地回答,也希望各位在读完后能像我们一样乐观。
1.为什么你们不在美国本土投入更多?
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每年在美国本土投入约5亿美元,大多用于教育。这个数字十分庞大,但远远少于基金会用于援助发展中国家的约40亿美元。
我们不会比较不同人所遭受的苦难孰轻孰重,因为所有苦难都是惨痛的悲剧。但是,我们会斟酌自己阻止不同苦难发生的实力。在研究全球健康格局时,我们意识到自己现有的资源对于不同领域的影响力有所差别。我们知道自己有能力帮助拯救数百万的生命,因此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尝试。
以疫苗为例。我们原本认为既然花几美分或最多几美元就可以预防疾病,那么这件事一定早有人做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数千万儿童从未接种过任何疫苗。过去18年间,我们在疫苗上共投入了153亿美元。这笔投资不容小觑。免疫接种的进步正是儿童死亡人数大幅下降的一大原因,儿童死亡人数从2000年的一千万下降到去年的五百万,也就是说,有五百万家庭不必承受失去儿女或兄弟姐妹之苦。
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并深深关切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因此也致力于消除美国本土的不平等现象。包括我们个人经历在内的所有证据都表明,教育是获得机会的关键。到2020年,美国三分之二的工作机会都将要求高中以上的教育或培训。由于数百万美国学生得不到高质量的教育,我们在过去的17年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力图让所有学生都去到可以助力他们实现梦想的学校。
比尔
我们一直考虑如何在美国拓展教育事业以外的工作。我们拨款给美国脱贫伙伴关系
(U.S. Partnership on Mobility from Poverty),这一组织主要研究如何帮助人们在经济阶梯上向上攀升。虽然我们四处走访,了解过许多其他国家贫困人口的生活,但在美国却很少这样做。于是去年秋天,我们走访美国南部,希望有更多了解。

这位农民种植的绿色超级稻与潜水大米,是为耐受极端天气而培育出的作物。
4.你们是否在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文化?
比尔
一方面,我认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儿童不应死于疟疾或遭受营养不良的想法不仅是我们的价值观,也是全人类的价值观。任何文化背景下的父母都希望子女能茁壮成长。但有时,提出这一问题的人能够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问题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怎样去做。我们是否真正了解他人的需求?是否与一线工作人员通力协作?
梅琳达
我们深知,过去许多发展项目的负责人都自认为比受惠人更了解情况。多年以来我们认识到,从他人角度听取并了解人们的需求不仅更能表达尊重——也更有效。
盖茨基金会的设立紧紧围绕这一原则。在说到“我们”致力于解决某一问题时,不是说比尔、我或基金会员工亲自在快速发展的城市里安装污水系统,给盘尾丝虫病患者实施治疗,或给农民培训如何进行作物轮种,而是说我们给在相关领域拥有几年甚至几十年经验的机构提供资金。而这些机构,这几千个合作伙伴是联结我们与受惠人的纽带。
我们在四大洲共有约1500名雇员。他们负责查看数据,调查各种可行方法,研究哪些已经可行、哪些尚不可行,并制定我们认为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影响的战略。不过,他们工作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听取合作伙伴的意见,根据所听取的内容调整战略,并给执行人员留足空间来充分运用自己的专长与对当地的了解。这不是说我们总能次次成功,并非如此,但我们努力在开展工作时,对未知的事物保持谦逊,并抱有从错误中学习的决心。
除了依靠当地合作伙伴以外,我们对于赋权的重要性也深信不疑。我们无意为任何人做出选择。举例来说,投资自主计划生育,不是因为我们想让他人按照我们的愿景来进行家庭计划,而是因为世界各地都有父母向我们表示,希望有办法实现自己对于家庭的愿景。我们所做的所有工作都是希望确保人们拥有足够的知识与力量,来做出对自己最好的选择。
5.拯救儿童生命是否会造成人口过剩?
梅琳达
我们最初也这样问自己。去年刚刚离世的德才兼备的公共卫生倡导者汉斯·罗斯林 (Hans Rosling) 曾给出过很好的答案,我在2014年度公开信中也已经详细阐述过这一问题。但它值得再三强调,因为跟人们的直观意识相反,拯救儿童的生命并不会造成人口过剩。如果儿童不会在五岁前夭折,并且母亲可以自主决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那么人口规模不会上涨,反而会下降。当父母确信孩子能够长大成人,就会减少生育。 而面临有可能痛失子女的悲剧,父母往往大量生育,从某种意义上将其视作对抗悲剧的一重保险。
纵观历史,我们总能看到这一趋势。全球范围内,儿童死亡率一旦下降,儿童出生率往往也会下降。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德国、20世纪10年代的阿根廷、60年代的巴西与80年代的孟加拉国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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